张晓文

1918年，寓居上海的于右任先生应陕西革命党人之邀回陕主持靖国军大局。经河南绕山西过黄河至陕北而下高陵，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途经宜君时，一路风尘仆仆奔走不息的于先生特意停驻数日，派人四处搜寻挂怀已久的《广武将军碑》，皆无功而返。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关中金石记》载明“碑在宜君县”的广武将军碑竟然遍寻不得、遍访不见。于先生戎马倥偬之际，仍念念不忘。

1920年的一天，高陵县的一家酒馆里，于先生和满座宾朋闲叙时又提到《广武将军碑》。座中一人听闻后让于先生少待，很快从家里拿出一幅精拓让于先生品鉴。于先生看后欣喜若狂，是夜摩挲良久，口吟600余字《广武将军碑出土歌赠李君春堂》长歌，极尽其对此碑的追摩情愫。“李君忽出碑一通，部大酋大字完整。惊询名物何处来，为道新出澄城境”。为什么于老会说“新出澄城境”？原来于老所鉴之拓片流传颇为复杂。靖国军驻澄城营长赵子健拓送靖国军骑兵司令王祥生，王祥生又转赠第三路参谋李春堂。李春堂又转赠于右任先生，并因赵子健系澄城驻军营长故误以为碑出澄城。后经人向于老说明，于老改诗中“为道新出澄城境”为“为道新出白水境”，又写七律一首《纪广武将军碑》，“广武碑何处？彭衙认藓痕。地当仓圣庙，石在史官村。部大官难考，夫蒙城尚存。军中偏有暇，稽古送黄昏。”算是为广武将军碑在白水正名了。

于老对这首七律特别钟情，多次书赠友人。1921年在耀县新出同碲造像碑后又常改此诗颔联为“同碲像新获，夫蒙城尚存”。顺带着为仓颉庙作了一次又一次宣传。1933年又应白水人士刘仲德之约为仓颉庙题写匾额《文化之祖》，续上了圣庙、古碑与名人的不解之缘，至今仍为人称道。

广武将军碑又名《立界山石祠碑》，《广武将军曾孙产碑》，为前秦时期仅存的两通石碑中保存比较完好的一通，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此碑僻在山野，书家多不知其踪，间或有记，故有“三佚三出”之美谈。现存最早拓片为明拓，其后有谓“乾隆间出，光绪间佚”，光绪年间陕西学政吴大澂依毕沅《关中金石记》所载亲至宜君遍求不得，留下公案。

1918年，于右任先生又按图索骥，怅然而还。1920年春，靖国军驻澄城营长赵子健主持整修位于其家附近南彭衙村寒崇寺时发现一通古碑，形制颇异，字体甚殊，召其表亲兼私塾先生澄城狄家河人士雷召卿前来察看。雷看后即断定碑为苻秦之物，并劝赵善加保管。赵子健认为寒崇寺破旧无法保管。而驻军澄城又急需军费，于是派兵将碑移入仓颉庙，并遣拓工拓印或变卖以筹措军费，或礼送以交游各方。这才有赵赠王，王送李，李又转呈于右任先生的流传途径。此碑拓片还以它途在坊间流传。合阳党晴梵先生是时亦在靖国军任职，与赵子健的上级、靖国军第五路司令白水人士高峻交好，曾为高峻主持修建的白水南河利济桥撰文书丹。其所著《华云杂记》记述：“民国七年，西安贾帖商谢秀峰赴澄城欲拓晖福寺碑，时澄城驻军营长赵子健以保护古物为名，不允椎拓，赵家居白水纵目，谢往求见不得，因至史官村瞻礼仓圣庙。至庙，则所谓佚之广武碑者，赫然在矣。乃背人偷拓数十份。于是广武将军碑复出之声，洋溢人间。”党先生所记故事除年份有误外，其余大致不差。学术层面流传至于右任先生与谢秀峰私拓作旧高价售卖及赵子健命人椎拓并出售以筹军费，从而使广武将军复出之声遍及市间当可并行不悖。

碑字多隶体，姚华称之为“今隶之开宗”，康有为先生称其“北碑近新出土，以此为古雅第一”，碑阴字似流沙坠简，古逸至矣。称“此碑在陕亦为关中楷隶冠”。于右任先生作诗赞其：“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慕容文重庾开府，道家像贵姚伯多，增以广武尤奇绝”。将其与豆庐恩碑、姚伯多造像碑并称关中三绝，并称初见该碑便觉“众妙皆备”。先生书法从此由帖入碑开创碑学新路。以致形成新的书风，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标准草书，在上世纪初期文化界不断传出打倒汉字，废除汉字的杂音中，守正创新，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延续汉字血脉，开辟汉字书写新途。先生还跳出金石学框框，从书法价值以外认知广武将军碑，他给白水曹世英所藏之拓题跋曰“碑中夫蒙，同蹄皆大族，现白水蒲城二县间有夫蒙村与同蹄村。惟同蹄讹为田李矣”。开利用碑石资料研究部族变迁之先河。其后，西北大学民族史学家马长寿先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根据所见前秦至隋碑铭撰写《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以广武将军碑为主，详加考证。发人之未发，补史书之阙如，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1700年前内迁各族群在渭北和合共生，交融发展的画卷。据马先生考证，碑侧及碑阴所列134人中，可以确定族属的70%为羌人、氏人，还有部分西域胡姓。而上述姓氏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所改称的汉姓至今仍遍布渭北各县，与之相关的地名也是星罗棋布，不绝于耳。是以该碑除过是金石名物之外，还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世人所重。

1972年，该碑由白水迁往西安碑林博物馆珍藏，2012年，经多方努力，该碑复制成功，并安放在仓颉庙前殿对游客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