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气箫声两相高——我读曹全

姚敏杰

1800多年前,是中国的东汉时期。按理说,彼时人物,无论何等风流,早被雨打风吹而去。然而,就有一位正史无载,只有过两地县令经历的“小人物”,却有了被后人牢牢记住的机会;而让人记住他的媒介,则是一块石碑。诚所谓“岁月失语,惟石能言”。于是,斯人斯碑,呼之欲出,那就是合阳县令曹全和记载他事迹的《曹全碑》。

毫无疑问,刻碑人的初衷就是希冀后人永远记住碑文记载的人和事,然而,《曹全碑》始料未及的尴尬在于,人们更多地记住了碑上的文字,却忽略了文字下的人。因为在中国书法长廊上的表现太过惊艳的缘故,《曹全碑》甫一出世,就被呼为“神品”。可以说,它在书法史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堪比《兰亭序》。但与之不相匹配的是,曹全其人的知名度却大打折扣,更遑论美誉度。深究原因,可以概括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碑文有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记载。

细读《曹全碑》文本,联系东汉末年的社会时代背景,也许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曹全。曹全的出生地,是敦煌郡效谷县,一个和合阳县相似的以农耕为主的西部县域。从曹全出生地、受教育和仕宦经历来看,他的活动区域就是秦人的发迹地。所以,在他身上无不打上秦人的鲜明印记。司马迁曾说过,秦人“地重,重为邪”。就是说秦人祖祖辈辈重视“耕稼”,不敢做奸邪的事情。效谷县本身就是一个西部典型的农耕县。这个县的名称,就取义于教民力田,勤效得谷,旨在劝民耕桑。从千里之外的敦煌来到陕西,来到合阳,也许是上苍在冥冥之中为曹全安排的一次寻根之旅。追溯远祖,曹全的祖先是周朝王室的子孙。博览群书的曹全自然知道,周文王的妃子、周武王的母亲太姒,就是地地道道的合阳人。《诗经》首篇《关雎》写的就是周文王和太姒的爱情故事。后来,武王秉承天命,讨伐殷商,灭商之后,论功行赏,把弟弟振铎封到曹国(今山东省菏泽市下辖之曹县),称为曹叔,才有了曹姓在中国的繁衍。即此可见,说曹全的老家就在周朝的发迹之处岐山一带,他就是典型的秦人,当无大错。说他到合阳任县令,是一次寻根之旅,也有依据。上溯秦汉交替之时,刘邦的股肱之臣曹参辅佐汉高祖建国立下汗马大功。武帝扩展国土,开拓四境,曹全的先祖,就迁到敦煌一带。其祖上世代为官,皆以孝廉而著名。什么是孝廉?那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以任用官员的一种科目,意思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就是说,经过一定的考核程序,被认定为“孝廉”的人,就可以授予官职。曹全的高祖曹敏,就被举为孝廉,曾任武威郡长史、张掖郡(居延)都尉等官。曾祖父曹述,也被举为孝廉,曾任谒者、金城郡(今甘肃兰州市西)长史、夏阳(陕西韩城市南)县令和蜀郡(今属成都)西部都尉。祖父曹凤,也被举为孝廉,曾任张掖(今属甘肃)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今属宝鸡千阳)侯相、金城郡西部都尉和北地郡太守。父亲曹琫,年轻时即在州郡知名,因不幸早逝而未得到相应的名分。历数先祖,均为朝廷命官,世代忠良,皆出身孝廉,其中不乏地位颇为显赫的朝廷顾命大臣。曹全从小受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他满脑子都是忠君报国、为王前驱等士大夫思想。

曹全的童年以勤奋好学见长,他博览群书,勤奋钻研学问。而且,他自小接受全方位的良好教育,有贤孝的品性。也许是因父亲兄弟俩早逝、后继人丁匮乏的原因吧,成年后的曹全将赡养叔祖母,侍奉继母的责任一揽子承担下来,对她们的孝敬可谓体贴入微,使她们的晚年衣食无忧,其乐融融。不论是她们在世时的侍奉左右,还是百年身后的入土安葬,都做得十分细致周到。

曹全任公职后,清廉自守,公道正直。在同僚们的眼里,他的清廉操守可以和商代的伯夷、叔齐相比,公道正直可和春秋时代的史鱼媲美。这里用了两个典故:第一个典故是伯夷、叔齐宁可饿死,不食周粟的故事。大家以伯夷、叔齐比拟曹全,说明曹全是一位敝屣功名,粪土王侯,傲视利禄,清廉自守,原则性极强的人。第二个典故是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史鱼的故事。据《论语》记载,孔子对史鱼颂扬有加,认为史鱼正直不阿,敢于谏诤。赞扬他邦有道,则忠心任职,像箭一样正直;邦无道,则向卫灵公忠言进谏,也像箭那样正直。后来,史鱼成了秉直敢言的典故。说明曹全在同僚心目中,是一位赤胆忠心,敢言直谏的诤臣形象。从两个典故来看,曹全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孝廉”之“廉”的名副其实。

曹全在赴任合阳县令之前,曾在郡府多次担任要职。先在朝廷担任过“上计”,就是向朝廷汇报州郡钱粮户口等的使者。后来调到凉州(今甘肃武威),担任治中和别驾,管理大片地方事务。因其头脑清楚,是非分明,刚毅果断,受到人们的交口赞誉。由于长期在地方工作,非常熟悉下层工作,所以到各地巡查时,他慧眼如炬,总能找到问题所在,进而整肃纲纪,处理了大量违法乱纪案件,使不少贪赃枉法之徒无处藏匿,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同僚们非常敬佩他的才干,而宵小之辈都惧怕他的威严。灵帝建宁二年(169),曹全被举为孝廉,授郎中,任西域戊部司马。当时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不向天子朝贡。曹全接到朝廷命令后,亲自率兵前往征讨。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攻城野战。将士们无不佩服他的大智大勇。在战场上,他足智多谋,常常令敌方摸不着头脑,几个回合下来就束手就擒。将士们还说他有古代著名勇士专诸、孟贲一样的威武气概,望之令敌胆寒。和德早知曹全威名,明白落到曹全手里,肯定是死路一条,于是,便自缚手脚前来请求死罪。曹全领兵凯旋,西域各国为表达感谢之情赠送的礼品近200万钱。面对大量缴获的钱财宝贝以及各国的馈赠,曹全不为所动,未取分毫,全部归入官府。因平定和德之乱的功劳,他被迁任右扶风槐里县令。在槐里县令任上没有多长时间,曹全的弟弟因病不幸去世,他不得不弃官回乡。就在为弟弟料理后事的过程中,东汉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对曹全在仕途上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就是在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东汉后期,清议之风盛行。由于宦官专权垄断了仕途,严重侵夺了士人晋身仕途的路子,导致大批太学生和儒生们徘徊在仕途之外,抱负无由施展。他们和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了一个新兴而庞大的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党人。他们以清流自居,视宦官人物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抨击,兴起清议之风。桓帝时期,以郭泰、贾彪为首的3万余太学生联合起来,猛烈抨击宦官专权的黑暗统治。宦官依仗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禁止党人参与政治活动,史称“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不仅使许多官僚士大夫与儒生身体受到严重迫害,也使儒家学说与清议之风受到严重打压。曹全一方面对朝廷宦官专权、卖官鬻爵的现状深致不满,试图依赖新兴的地主阶级——党人的力量加以改变。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对朝廷的无限忠诚,不允许背叛朝廷。正是这样的矛盾性,使得他在行动上就表现为首鼠两端。他对朝廷在宦官专权上的软弱虽有不满,早就秘密加入了党人队伍,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朝廷的忠诚;但一旦张角等人反叛,朝廷一声令下,他又义无反顾地参加到讨伐的行列之中。

党人因在政治斗争中的幼稚,使得自身处于劣势,曹全也成为宦官集团的打击对象。在党人遭到宦官集团打击时,为求全身远祸,曹全不得已在家乡隐居7年。7年之后,风声渐歇,曹全于灵帝光和六年(183)又被举为孝廉,次年三月授郎中,任酒泉郡禄福县令,随后转任合阳县令。曹全知道周文王的妃子太姒,是合阳人引以为傲的美女。作为周人后裔,曹全此次前赴合阳,当然有了寻根问祖的意义。曹全到任后,认真征询县上德高望重的宿老和贤士王敞、王毕等人的意见,体恤百姓的急难,救济鳏寡,并自掏腰包买粮食分给残疾人。曹全的大女儿桃斐配制七首药和神明膏,亲自送到离亭,由部吏王宰、程横等分给病患人员。蒙其恩德,病患都得以治愈。曹全关心百姓疾苦的惠政,短时间内在合阳境内处处传扬,因战乱逃散到四方的百姓都纷纷扶老携幼返回家乡。民心思定,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逐渐恢复久违了的热闹场景。此后数年,合阳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夫织妇和百工技艺之人,无不感戴曹全的恩德。曹全还利用多年在官场上建立的人脉关系,筹措资金扩建县署大堂、官舍,各部办事公房和举行礼仪的地方,不向百姓摊派一分一厘。征用民工服役也不妨害农时。经过多年治理,合阳经济繁荣,人民幸福,民风淳朴,社会稳定。门下吏王敞、录事吏王毕、主簿王历、户曹吏秦尚、功曹吏王颛等人,决计像当朝蔡邕的《熹平石经》一样,共同刊石以纪曹全的丰功伟业。《曹全碑》因此面世。

思接千载,神游八荒。仔细揣摩《曹全碑》呈现给我们的曹全其人,既有刚直不阿、骁勇善战、疾恶如仇、杀伐果断——剑气逼人的一面,也有孝悌仁义、关心同僚、爱民如子、乐善好施——箫声怡人的一面。而这些闪光品质,和《曹全碑》作为书法瑰宝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价值一样,共同构成我们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人文文化,二者交相辉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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