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刀青

李永红

父亲满脸愁容絮絮叨叨的一番诉说,我终于听明白了:他头晕手凉会不会是身体有问题,希望陪他去县医院做检查。妻子交完费过来在我身边耳语说,能有啥问题,还不是心理在作怪,整天待在家不出门,身体稍有不舒服,就想这想那。

拿着医院拍的片子和检查单,听着医生风轻云淡般的叮咛,父亲如释重负。类似的情况不止一次,我只是不想说破,怕他不高兴。父亲对自身健康的偏执让周围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有点好笑。

年轻时的父亲不是这样的。在生产队那阵子,他是个要强的人,做事有板有眼,干啥像啥。从中学毕业后回家务农,做过村小学民办教师,当过生产队保管员和队长。他特别喜欢吹拉弹唱,算是村上文艺骨干,农闲之余经常在村上拉二胡唱戏。有一回,村上要排练《十二把镰刀》参加公社的冬季文艺汇演。这是一出反映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一铁匠夫妇克服困难,打制镰刀支援部队生产的眉户现代戏,父亲争取到铁匠王二这一角色。为演好铁匠,他白天在村上参加排练,晚上回到家还在反复揣摩,常常拿出二胡自拉自唱。他和着节奏,拉着二胡,晃着脑袋,一板一眼地扯着嗓子。母亲说,一唱戏,张(zháng)得把啥都忘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我们这个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的小村庄。像许多怀揣勤劳致富梦的农民一样,父亲种好家里责任田之余,开始经商办实体,在省城做起了标牌生意。行内人把标牌生意叫鉔牌子,以铝合金、铜板为主原料,通过化学药物加工处理制作成机械牌、自行车牌或楼牌。每次从西安市场接来订单,父亲按客户要求在老家加工厂制作,然后送货上门,几乎每周都要往返西安一趟。那时家里穷,鉔牌子起步难,全靠父亲精打细算。加工厂设备不复杂,能用旧的就很少买新的。父亲每回去省城都背着母亲做的馒头和辣子酱当干粮,像个远赴外地求学的学子。在省城城中村落脚的房子狭小、潮湿又昏暗,只是因为房租便宜。父亲为人厚道守信用,产品质量让人放心,在不少人无功而返、铩羽而归时,他却在省城扎稳了脚跟,生意一天天好起来,我家还成了当地的万元户。那时我在县城读高中,礼拜天回家帮父母做些简单活,一些有难度的环节都是父亲独自完成。产品打包完常常已到晚上十一二点,第二天我还在睡梦中,母亲用自行车载着沉沉的大提包,送父亲到村北岔路口,搭上去省城的长途班车。提包里边码得整整齐齐、泛着清漆光亮的标牌,不仅意味全家人的柴米油盐、衣着穿戴,更承载着子女成龙成凤的希望。在父亲脸上看不到疲惫和熬煎,活再多、再难干似乎都成竹在胸。每次干完活,父亲伸着懒腰,嘴里哼着小曲,煽得火儿呼呼吹,打得锤儿叮当响。

似水流年。当银丝爬满双鬓的时候,父亲愈来愈跑不动了,莫名的忧愁、唠叨越来越多。一天,弟弟拉我心急火燎地去西安,说父亲便秘得厉害,人很难受。在昏暗、狭仄的小房子里,父亲靠在桌边,手扶下腹,双眼无神。见我们只说了一句,回家赶紧叫老庹。老庹是村上赤脚医生,病认得准,会用药,往往一两针能解决问题,方圆几个村的人看病都找他。果然老庹仅用一根细胶管、一个粗针管和半碗清水解了父亲的燃眉之急。打那以后,他主动提出让弟弟接替他鉔牌子,这时我才明白,父亲老了。如今清闲在家的父亲更苍老了,他独自在家闭门不出,很少看到他高兴的样子。

周末回老家吃饭时,父亲说,这阵子他参加了村上几个老人组织的鼓乐志愿队,常在周边村为群众义演,还被商家请去助兴表演,挣了好几百块。那天我心情特别好,午饭吃得格外香。

父亲节这天,我给父亲打电话,母亲说父亲一大早就去鼓乐志愿队了,他这阵子忙活的不停,也不见说身体不美了。我好像看到父亲排演《十二把镰刀》的样子:拉着二胡,晃着脑袋,有板有眼地唱“一把两把、两把三把、四把五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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