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朝”“野”之辨

澄城中学 郭军平

文学上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朝”的干不过在“野”的。这么说原因何来?

不妨看下《诗经》这部经典,孔先生删除厘定“诗三百篇,去‘怪、力、乱、神’”之语,逐渐形成至今可见的“诗三百”,被奉为儒学经典之一。“诗三百篇”依照体例分为“风”“雅”“颂”,依照手法分为了“赋”“比”“兴”。从体例来看,“风”多来自“野”,来自底层,表现民间生活,传达老百姓的情感与声音;而“雅”呢,则多来自贵族文人,内容多为祭祀诗歌,祈丰年、歌颂祖德之类的,但也有些反映了民间愿望的内容;“颂”呢,则完全来自于“朝”,来自“庙堂”,内容则为祭祀宗庙、讴歌先祖之类。然而,历经几千年的风雨洗礼,大浪淘沙,“风”的经典品质依然稳如磐石,如《关雎》《静女》《相鼠》《硕人》《君子于役》《伐檀》《硕鼠》《蟋蟀》《蒹葭》《七月》《载驰》《黄鸟》《无衣》等篇目可谓深入人心。然而,“雅”与“颂”与其相比,尤其是“颂”,同样作为“诗三百”一个重要部分,究竟给人们留下了多少印象,这些谈起来真是让人不言而喻,让人哑然失笑。

再以楚辞为例,缘何楚辞里屈原的作品多成为经典,这与作者善于向民间学习分不开的。屈原诗歌艺术的高度,也是源自于楚文化的雄厚土壤。史载:楚地巫风盛行,楚人多以歌舞娱神,于是神话大量保存。这与正统的北方文化孔子去除“怪力乱神”等虚妄之语不同,楚地山高路远,隔山跨水,颇有山高皇帝远的味道,这种地理上的偏远,恰恰使得楚地文化少却了朝堂正统文化的干扰,从而使得它们能够快速发展,表现出一种蓬蓬勃勃的野性魅力和想象魅力,如同长江浩浩荡荡那样,楚辞充满了无限的艺术想象气息和艺术张力。向当地民歌借鉴,学习他们的表现艺术,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等优秀民歌,在屈原的经典作品里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其中的影子。尤其是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在遭受贬谪之后心情备受压抑和苦闷而写,离开了“朝堂”,艺术女神反而把桂冠赏赐给伟大的“在野”诗人,难道真的被杜甫先生不幸一言说中:“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了。

更有趣的是一个“江郎才尽”的故事。江郎指的是江淹,江淹(444年—505年),字文通,南朝著名文学家、散文家,历仕三朝,宋州济阳考城人。钟嵘《诗品》记载:“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授之。而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其实,仔细探究,江郎并非才尽,而是江郎身份发生了变化,做官的作威作福与颐指气使以及在官场的蜕变,使得他已经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

在这里,有的人可能要说:“建安文学可是一个例外。”建安文学其实也是一种乱世文学,乱世文学也是“在野”文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文学发展一度受到束缚,沦为经学的附庸,文人思想受到了严重禁锢。而当王室倾颓,鹿失天下,天下混乱,军阀群雄逐鹿,此时,礼崩乐坏,儒学失去了应有的统治地位,文学开始活跃,逐渐摆脱了经学枷锁,出现了反传统的思想,其中便以曹氏父子为代表。曹操既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也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的代表作《蒿里行》即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在乱世之际,他一方面看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也渴求人才,希望能够招募天下贤才帮助他平定天下。这种开放的思想就为“建安文学”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之音”以及涌现出的“竹林七贤”,更是文学“在野”的代表。至于南北朝民歌的出现更不用多饶口舌,到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等的出现,就更不用说。

文学的“朝”“野”之辨,似乎更能说明文学“在野”道理。但在当代,在党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下,“朝”“野”文学恰似正规军与游击队的相互配合一样,都是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群众提供最优美的精神食粮。

(编辑 曹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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