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故事•蒲城婚俗丨但求相看两不厌

渭南日报 记者 程瑾

这世上多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儿,比如婚姻。

从古至今,歌颂爱情的作品层出不穷。曾经为了追求卓文君,司马相如写下千古佳篇《凤求凰》;一向孤冷清高的张爱玲在遇见胡兰成之后,也不得不说,“见到了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去,但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然而极少有人去追究爱情走入婚姻之后的后续故事。事实是,后来,卓文君挥泪写就《白头吟》,她的愿望很简单“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可司马相如还是负了她;胡兰成风流依旧,处处留情,张爱玲不得不转身离去,远渡重洋。只有钱钟书在与杨绛结婚后仍然还说,遇见她之前,我没想过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想过离婚,也从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可钱钟书与杨绛的故事是少数,多的倒是死于婚姻的爱情故事。婚姻生活,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风花雪月敌不过琐屑日常,众人皆相似。难怪《围城》里面写,结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两个人互不讨厌足够结婚的资本。

我们去采访蒲城婚俗传承人马昱龙的时候,他也认同这个观点。所谓婚姻,多半说的是责任,讲究的是礼仪的约束,内心的守成,那就从我们传统的婚俗说起。

在马昱龙写的一本书中,详细记述了蒲城婚俗的传统仪式。整整十几页内容,四十多项结婚程序和婚礼讲究,每一项程序后都有详细的规矩礼仪记录。比如议彩礼,起初给的方式并不是要多少钱,而是以麦子代替,一岁一石麦子,从十岁起到定婚年龄算麦子。现在给钱,也是按份给,长到多少岁就给多少份礼,轻重各地不同。还有“铺床”,“铺床”的重点当然是被褥,它由有儿有女的全福人缝做,禁忌孕妇和寡妇参加。被褥本来讲究舒适,但此时却不,套被人要往里套红枣、核桃、莲子等许多美好寓意的坚果物品,意味着早生贵子。再说争议最多的闹洞房。婚礼当晚,喝过交杯酒,闹房即开始。平辈的,晚辈的,长辈的,亲戚,朋友,同时拥进新房,他们竭尽所能,想出种种游戏,让新郎新娘当众表演。马昱龙解释,闹洞房与时代风俗有着密切关系,现在看来,确实有些不合时宜了。

“尽管规矩很多,但是规矩越多意味着这件事越重要,越需要认真对待。仪式在某些方面来说,也算是一种约束。”马昱龙说。

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与礼仪,蕴含着人们对新人的满满祝福,这与我国社会千年来持续的“礼”密不可分。《礼记》云:“天地合,而后万物生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即是说婚姻中的男女结合相当于天地之合。正因为婚姻以宇宙秩序为参照物,这就导致了婚姻的神圣性与不可颠覆性。又因为婚姻是维持社会关系和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婚姻需要支撑点,在以德治国的传统社会里,伦理道德便是最好的利器,“礼”是其中重要的一点。婚姻必须依礼而行。只有正婚姻夫妇秩序,能正其他的社会秩序,才有社会的礼治。

而“礼”具体表现为“义”和“仪”。我国古代的婚姻礼制,以“义”而起,以“仪”而明,包括“义”与“仪”两部分。“婚义”即婚姻的实质表现,即男女结合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如周代的同姓不婚,南北朝的士庶不婚,唐宋的良贱不婚,也是当时社会的基本婚姻规范。“婚仪”是婚姻的形式要件,即结婚的礼仪形式和程序,这就是从周代开始实行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诗经·豳风·伐柯》里说:“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说明媒人在婚姻缔结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只有请媒妁出山,男婚女嫁才合法化,如果婚姻自作主张,甚或自己托媒求亲,在当时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重礼而轻人,大概是传统婚姻中最大的漏洞,这当然与时代背景、社会分工密切相关,但与女性自身的意识觉醒与教养学识也紧密相关。就如身受传统封建礼教熏染的朱安,因为与鲁迅先生的一场婚姻,一生欠安;而张幼仪则不同,即使与徐志摩离婚,也活出了最精彩的自己。婚姻,可以不必全为着感情,但感情是不能少的。婚姻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但亦不能成为全部的意义和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和归宿。

“随着社会文明发达的进程,传统婚礼的意义、功能,将逐渐转向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庆典兼社交活动,提倡并实行富有传统文化风格而又兼具现代文明特征的新婚礼,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历史发展的必然。”提到婚俗的传承,马昱龙说。可他随后话风一转:“传统婚俗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其中有一点就值得借鉴:不能只讲爱情,还要强调责任。花前月下是一阵子的事情,责任和担当是一辈子的事情。婚俗说起来是些礼仪,可规范的始终还是人心。”

也许,不合时宜的旧婚俗礼制可以摒弃略过,但其中蕴含的对待婚姻的态度却值得借鉴。人生何必如初见,但求相看两不厌。

编辑 曹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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