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渭南|泥水匠（下）

孟汝钧

培林能把已老了的冬娃请来，除了是老亲戚，更重要的是他在上海工作的孩子给冬娃家买了二斤黑糖，并说好工价是每天两块钱。当时的中学教师月工资是四十八元五角，国营粮店一斤小麦是九分钱但要收八两粮票，黑市一斤小麦是两毛六分钱。

冬娃几十年来工钱都要得高，他教成了又留下来、跟着他干活的五六个徒弟也都是高手高工价，用户都依他说的按全额付给，但他抽成发给徒弟们的钱少。1949年土改中有人揭发他整天吃香喝辣抽烟，雇佣剥削徒弟，要定个剥削成分。当时故市管区主任姓仁，是个从陕北派来的老干部，很有政策水平。问，冬娃干活不干？干。有多少地？二亩。贫农！

这场连阴雨我家的三间厦子房倒了，是天晴了太阳一晒慢慢塌下来的，木料没有损坏。隔过年的夏天动工修建，木工七天就完成了。一木二泥，泥水活大约要半个月的时间。我家请了离故市街约八里地的顾家村叫坤生的泥水匠来干活。坤生剃个光头，穿一双黄胶鞋，30多岁，瘦高挑个子，眼睛亮亮的很精神。他是背着一个捎马子走路来的，袋子后面装的工具，前面装着一大包旱烟叶子和两个蓝白相间的手织毛巾。大人们把坤生叫坤娃子，我叫坤叔。他每天的工价是一元两角，茶饭不讲究，吃饱就行。他做活速度很快但粗糙，砌墙用的白灰，在斗子里还没完全化开，还没有用瓦刀搅匀就挂砖了。砖也是顺手拿到哪块就直接上墙，从不事前按薄厚分开撂成一个个小摞摞，也不看砖的光面毛面、齐头毛头，就是快！别的匠人一天垒两堵胡基墙他垒三堵，还能给一堵墙两面抹上头遍泥。他上身穿着印有“突击队”字样的白背心，裤带胡乱地系着，弄得手上脸上头上全身都是泥灰点点，只是到吃饭时用毛巾把全身摔一遍，在水桶里把头脸抹洗下，也不用香皂，不管水热冷。他吃苞谷糁要用老碗，吃面条要干的，吃馍要蘸油泼辣子，吃菜不管咸的甜的，都一齐倒到饭碗里。吃饭爱把凳子放倒垫在屁股下面，有时端个碗圪蹴着吃。

我家是老房子，经了两辈人，大多数砖都缺棱少角，有的用手掰掰就散开了，老砖不够用又无钱添加新砖。太阳落了歇工时他会和我去城壕挖旧砖，用棍子一笼一笼抬回来。晚上他拉张粗凉席，在院子找个稍高的地方一铺，给四周支垫上两根棍棍防蝎子，抽一阵子旱烟，枕着捎马子，呼呼呼就睡着了。

他带来的两个毛巾，一个擦汗的就整天挂在脖子上，另一个晩上吊一桶水擦身子擦脚。半个月了，过来过去就是来时穿的那一身衣服，满脸的黑胡茬子，纸烟旱烟都抽，也不刷牙，但牙特别白。他平时说话不多，只是喝上一点酒就爱说个不停。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我家里的杂活他都干。他还爱帮人，我家邻居的土炕倒了，他借下工时间给盘好，抽空给孤寡老人从南大渠拉一架子车水，一桶一桶倒进瓮里。周围人叫干个啥小活，他都会给人家干。他的工具也愿意借给别人用，弄坏了不让赔钱也不掉脸，还是笑笑的样子。

农耕时代的北方农村，四五十年前盖房子都是土木结构，匠人这个行当盛行了数千年。每个地方都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心灵手巧，吃苦学艺，走村串乡，风餐露宿，进千户门，吃百家饭。他们吃热的拿生的，但人们还是前迎后送。他们受人尊重。

他们的名字叫泥水匠，是建筑行业的主人。故市南街的冬娃算得上是行内状元！他是方圆二十里有名的泥水匠，是我迄今唯一听说过的穿蓝大褂子上房干活的泥水匠，是把劳作下苦人与财主、识字文化人在气质上统一的泥水匠，是有点绅士做派的泥水匠，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仍在谈论念叨着的泥水匠。人们大多不知道他姓啥，只知道南街泥水匠冬娃！

顾家的坤生是这个行业的基础骨干！他是修房补墙实实在在的泥水匠，是给类似我们家一样有困难帮了忙的泥水匠，是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年代，人们又想活好而需要的泥水匠，是叫人吃了顶饥又暖和的一老碗羊杂汤泡馍。叫他干活的人多得很，一年到头活排得满满的。如果说，冬娃们是泥水匠群里的阳春白雪，造高房大屋雕龙刻凤的能工巧匠，那么，坤生们就是行业中的下里巴人，给百姓修小房补漏宅的地方富星！如今，现代化的塔吊、搅拌车、钢筋水泥，集团式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已完全取代了手工作坊式的建造方法，但他们的传统工艺是国粹，他们的背影是回忆，戴安全帽子的农民工是他们的后来者！

他们是一群已远去了的手艺人，是凭本事挣钱吃饭养家糊口的下苦人，是老百姓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建造者和修补者，他们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是为天下苍生安居的大写人，他们是乡间的贤者，也是份淡淡的乡愁，他们的事值得旌扬，值得念叨，值得撰写，是为记，亦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