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渭南民歌

魏念祖

渭南民歌的历史渊源

渭南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的开卷篇《关雎》，就产生于中国爱情诗源合阳洽川。而举世著称的“西音”，就产生于渭南大荔县（吕不韦《吕氏春秋·音初》）。在西音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秦音——秦风——秦声，已成为古代秦地的重要文化内容。

《诗经》中的魏风、郑风，是先秦时期当地人们留给我们最早的乐舞歌诗。它可以歌，可以舞，可以弦，可以诵。尤其是郑风（今华阴市华州区）的载歌载舞，表演古朴。我们似乎感觉到了华阴迷胡小调、华州老秧歌中郑风的影子。在宋百戏和元杂剧初具雏形的数百年间，渭南民歌又歌又舞的表现形式在当地空前活跃，用歌舞演故事便是渭南地方戏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渭南属陕西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丰富而多样的农耕文化中，民歌乃是广大人民群众劳动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或拜神祭祀，或年节祈福；或集体劳作，或庆贺丰收；或生老病死时的精神慰藉，或男女爱情中的形象喻示；或传道劝善，或风趣戏耍。内容多为说唱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而更多的是描述男女爱情、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的。

渭南民歌多以景以物寓意寄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渭南民歌也是在产生——部分消亡——再产生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以不断产生、不断丰富的形态而存在的。

渭南民歌的分类与流传分布

从我们收集到的民歌来看，渭南民歌总体可分为六大类：

一、劳动号子类。主要包括潼关的黄河船夫号子，大荔三河口的船夫号子，华山的挑夫调，合阳的打夯号子，华阴的打夯调，白水的扛包号子等。实际上劳动号子在各县都存在，其作用都是为了统一劳动节奏，减轻劳动强度，活跃劳动气氛，鼓舞士气，齐心协力。劳动号子内容除与劳动有关之外，多为传说故事、历史演义、插科打诨。也多有“哎嗨”“吆号”等衬词加入。

二、山歌类。这类民歌主要分布在沿秦岭北麓的潼关一带，这类山歌歌词朴实且充满生活情趣，多为上下句式的单乐段结构，旋律中多有商洛民歌元素。

三、小调类。渭南民歌小调是较为丰富的。有广为流行的“一般小调”；有用简单乐器伴奏，像曲艺坐唱式向戏曲过渡的“丝弦小调”；也有在跑旱船、打连厢、八仙板等民间艺术表演过程中的“社火小调”。

民歌小调一般都是单乐段结构，旋律流畅，节奏规整，易唱易学易记。内容多为反映爱情故事和生活情趣的。如《绣荷包》《女想娘》《送情郎》《张生戏莺莺》《梳油头》等。民歌小调分布很广，各县都有，以富平、华阴、澄城、白水的小调特点比较鲜明。

四、秧歌类。秧歌在渭南民歌中占有很大比重，各县都有秧歌，有的亦和社火小调相混。而最有特点的当属进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韩城秧歌”和进入省级非遗保护名录的“渭华秧歌（也称华州秧歌）”。一般秧歌多为七字上下句结构，也有七字四句式结构和五五七字三句式结构的，还有其他混搭句式结构的。秧歌唱词内容十分广泛，有的则是秧歌艺人随口即兴创编的。多为反映生产生活状况、民间生活情趣和社会世相百态。

韩城秧歌和渭华秧歌的表演形式与程式基本相同，原始虽只是锣鼓伴奏，但有歌有舞唱故事的表演方式，和一丑一旦或一生一旦，或直扮角色人物，或如曲艺说书人式的代言剧情，表演故事的程式，是完全向戏曲发展、过渡。像《张先生拜年》《货郎算账》《小喜接妹》《卖杂货》等。从某种角度看，传统的韩城秧歌和渭华秧歌就是陕西东府的“二人转”。

韩城秧歌产生并流传于韩城及其周边地区，迄今保留的100多首完整的韩城秧歌中，大都是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音乐工作者常增刚、孙尔敏、窦伯超、许友夫、雷达、刘均平、同云波、潘连音、姚子清、屈海浪、秦引浪等先后采录整理的。1993年，由屈海浪、雷达和张祯祥主编的《韩城秧歌》在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收编韩城秧歌76首，相关论文5篇。这些文章中，对韩城秧歌的历史沿革、音乐特性（曲式调式）、歌词题材和韩城秧歌与戏曲的关系等都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论述。同时，音乐家们通过运用韩城秧歌的素材创作的歌曲、乐曲和创编的歌舞，如《家乡变了样》《欢度新春喜洋洋》《秦川新歌》《丰收乐》《坐上卧车游四方》等已传遍三秦大地和祖国大江南北。

渭华秧歌主要产生并流传于渭南崇凝、程家、双王和华州赤水、柳枝一带。2000年，由华县文化馆文学干部史玉中编著的《渭华秧歌》收录渭华秧歌百余首，相关论文7篇。这些文章中，就渭华秧歌的历史渊源、音乐特色、艺术魅力都有详实的论述。

五、风俗类。渭南风俗类民歌主要包括生活礼俗、祭祖拜亲、庙会社事、劝善哭丧、叫卖等。这类民歌流传广泛，各县都有，有的和社火小调相混。如《父母恩》《姐拜年》《陕西庙》《看女》《十劝世人》等。这类民歌歌词都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曲调简单，有说唱风格。

六、新民歌类。新民歌是渭南民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新中国成立以前广大劳动人民在反对压迫、剥削，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过程中所产生并流传的民歌。一首首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新民歌，在宣传动员人民群众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像《骂军阀》《送丈夫参军》《不让鬼子过黄河》《打日本》《活捉胡宗南》等。这类民歌主要流传在富平、白水、韩城、合阳和大荔。

渭南民歌与渭南戏曲音乐

要讲渭南民歌的发展演变，必须先说渭南戏曲。渭南是陕西省拥有地方戏曲最多的地区，是名副其实的“戏窝子”。单从清代到近代再到现代，从渭南走出的戏曲名家不计其数。从清代剧作家李芳桂（渭南）到创办易俗社的李桐轩（蒲城）、高培支（富平）；从剧作家李约祉（蒲城）、王绍猷（富平）、黄俊耀（澄城）、姜炳泰（华州）、袁多寿（澄城）、樊仰山（韩城）、毋致、李晓白、鱼闻诗（均为韩城籍）、曾长安（富平）到戏曲音乐家、理论家王依群（华州）、姚伶（合阳）、王道明（合阳）、赵北海（韩城）、潘哲（华州）；从板胡演奏家肖炳（合阳）、吉喆（华州）再到秦腔皇后余巧云、张彩香（渭南）、秦腔名家贠安民（大荔）、秦腔表演艺术家马友仙（合阳）等，渭南文化发展史中，戏曲发展史占有很大比重。迄今已有7个地方剧种入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他均入选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在同一地区，语音差异不太大的情况下，各个剧种之所以能够保存并发展，主要是保持了各个剧种的音乐风格和音乐个性。而这些剧种的音乐正是在渭南民歌不同表现方式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丰富自身，不断创新发展，才形成如此韵味十足、音乐个性特色鲜明的不同剧种。

著名学者、研究员、陕西省终身成就艺术家雷达先生在《论韩城秧歌的戏曲因素》一文中提出：“我们有理由说，韩城秧歌和东北传统形式的‘二人转’，山陕内蒙交界地带的‘二人台’，陕北靖边的大秧歌，关中淳、耀、渭、华的秧歌，以及商洛、安康、川鄂湘赣一带的花鼓戏一样，是一种具有多种戏曲因素的由民间歌舞向戏曲过渡的初级阶段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是由民间歌舞发展为民间戏曲最生动的祖型。”大荔老一代音乐工作者张潮宝在《大荔民歌与同朝碗碗腔》一文中，通过民歌谱例与碗碗腔唱段谱例的对照分析，充分论证：同朝碗碗腔就是从大荔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

渭南地区方言，是渭南地区民歌（特别是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基础，其乐句和乐节都受其地方方言的制约，都和当地方言调值走向有着密切的联系。

故我们有理由推断：

一、渭南民歌历史悠久，它和民间鼓吹乐同是渭南戏曲音乐形成的基础。目前，许多民歌仍保持原生状态，而在丰富的渭南戏曲音乐中，极易找到与渭南地区方言调值有密切关联的原生状态民歌的痕迹。

二、在数千年的农耕社会中，渭南农业的地域优势与资源优势，决定了渭南民间歌曲向民间戏曲转化演变的速度与进程。渭南民间音乐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地方戏曲音乐，包括已有戏曲雏形的韩城秧歌和渭华秧歌。

三、渭南不但有大量优秀民歌存在，而且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在黄河与太华之间，由民歌发展演变成诸多各具特色的地方戏曲音乐，充分说明了渭南民歌底蕴深厚，是关中东府民间音乐中一朵诱人的花。

渭南民歌的主要特性

歌词的故事性。渭南民歌无论是打夯号子，还是秧歌小调，一般都是以单乐段形式表现，但往往是多段歌词。或借景抒情，或以物喻人，而更多的是在演唱一个简单或复杂的故事。如《对花灯》《十二英雄》《十绣》《五更鸟》《十月忙》《烟花哭五更》《石榴娃烧火》《上楼台》等。有唱神话故事的《绣八仙》；有唱历史故事的《五更里》；有唱民间故事的《张生戏莺莺》《说孟姜》；有唱生活故事的《卖饺子》《货郎担》；有唱爱情故事的《绣绒花》《绣荷包》；有唱长工故事的《自本熬活》等。用简单的曲调，多段反复演唱各种故事，既有利于对民歌曲调的传播，又可让观众避免听觉上的疲劳。也是渭南民歌不断向戏曲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音乐的多样性。渭南民歌不光种类繁多，而且音乐的风格、结构、调式、进行等，都呈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

劳动号子的铿锵有力，山歌小调的优美飘逸，秧歌对唱的幽默风趣，传道劝善的不温不火。韩城秧歌、渭华秧歌和其他各县的秧歌，音乐都具有鲜明的个性。韩城秧歌《张先生拜年》中的音域接近两个八度。

记得当年参加省上调演时，青年歌手刘芬珍（现为韩城秧歌传承人）演唱专家改编的民歌，响遏行云，用纯净、高亢而清亮的嗓音征服了台下观众。澄城民歌《十对花》中男女对唱，旋律下行四度重复，属自然移调，很有特点。2005年渭南市创编的大型民间社火舞诗《华山魂》时，作曲家崔炳元就用这首民歌的元素创作了《太阳落山了》。渭南民歌音乐的调式多见为燕乐徵调式、宫调式，也有商调式和羽调式，不少民歌都出现宫徵交替或宫羽交替调式。

地域的融合性。民歌即流传在民间的歌曲，是老百姓的心声。但由于历史原因，每遇战乱灾荒，多有百姓大举迁徙。加之相邻地区之间的通婚通商，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文化的融合。所以，潼关、华州的少量民歌中，就有一些商洛花鼓的元素；白水的洛北秧歌实际就是洛川秧歌流传到白水的；蒲城走马戏实属华阴东路迷胡戏的前身，也是当地艺人移民至蒲城后又衍生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已入选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富平的《送情郎》中，已有不少韩城秧歌的元素；华阴的方山拉花戏就产生于秦岭北麓的方山村，表演形式与原始商洛花鼓相似，音乐元素也是花鼓和走马戏兼而有之；韩城民歌中的《钉缸调》，也是从黄河下游传过来的；潼关的《黄河船夫号子》，也是由于历史上水患多发，下游船夫多为谋生在潼关汇聚，所以号子中，纯地方语音的并不多，而是融合了各地的语音之后才形成的劳动号子；从渭南民歌中也可清楚地听到江南民歌《小放牛》《茉莉花》经过变化后的出现。渭南属三秦要道、八省通衢的京畿之地，民间歌曲的地域融合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发展的连续性。一方面音乐家们通过改编或以民歌素材为基础重新创作，让原生态民歌以全新的形式呈现，使人眼前一亮。上世纪80年代民间艺术调演中，《货郎小唱》《一条扁担软溜溜》《织手巾》等获奖曲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从韩城秧歌和渭华秧歌的传承与发展轨迹中，我们也完全看到了渭南民歌发展的连续性。正是民歌历史上的连续发展，才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剧种，也才让传统为地摊演出或以皮影演出的迷胡、碗碗腔、阿宫腔、老腔搬上舞台，也才得以让国人熟知。渭南地方剧种音乐最早产生于民歌，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在不断吸收当地优秀民歌中的精华以丰富自身。

新民歌的思想性。渭南不同时期的新民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思想性。无论是新产生的民歌，还是用传统民歌填充的新词，都能看出在这类民歌所处年代中，人民群众所想所愿的进步性与革命性。

责编：任瑞

校对：褚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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