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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耀增
我珍藏着两册昔日民间的家用账本。
一本是清光绪二年（1876年）和阳村史氏元箴堂的《出入银钱账》。从账本中多次出现的“入史百盛钱若干”的记载，可推测此账本为史百盛的父亲、史氏第十六代裔孙史省元所立，因为那时候的风俗，儿子挣了钱是必须如数交给当家长的父亲的，自己没有支配的权利。
史氏元箴堂《出入银钱账》
账本的内容当然绝大多数是平日称盐买菜、节日割肉买豆腐之类的日用支出，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从这册家用账本中，我们还是可以捕捉到许多社会活动的信息，对我们了解清末的农村状况会有不少帮助。比如有一条是“出贺雨戏地亩钱四百四十二文”。
地方史料记载，合阳十年九旱。光绪元年（1875年）即有旱情，光绪二年下了一场好雨，旱情解除，农民欢呼雀跃，认为天降甘霖乃神所赐，于是便要唱贺雨戏（亦称谢雨戏）酬谢神灵，人也跟着沾一点文化娱乐的光。而唱戏的费用是按地亩分摊的，地多者多出，地少者少摊，谁都不会有意见。我的一位老师曾给我说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坊镇南街小学教书，下了一场好雨，农民欣喜若狂，他们几个先生也跟着高兴，把当时儿童的启蒙诗《一去二三里》改成“一下两三天，地湿四五寸。多打六七斗，八九十日戏。”是说天雨及时，每亩地可增加六七斗的收成，农民自然要唱上几天大戏来酬谢神明了，可见当时谢雨戏的普遍。
又有一条，“出娘娘会地四亩钱六十文”。昔日农村差不多每条巷都要成立一个公益性质的某某会，按地亩凑钱，置办些过红白喜事需要的碗碟、桌椅板凳等物件。因为除非大户人家，一般农家是承担不了这笔费用的，于是便采取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办法，大家出资，大家受益，也就是农民平日说的“大家驴儿大家骑”。
贾车荣老人的账本
还有几条诊疗费的记载：“出坤龙村大夫（账本中写作待夫）封礼钱二百文”“出小伏六村大夫二次封礼钱四百文”“付小伏六大夫封礼钱二百文”。昔日农村医疗条件极差，相邻的几个村可能只有一位大夫。我们和阳村倒是大村，可那时竟无一位大夫，家人有了病，只得备上毛驴到相距五里的小伏六村或相距十里的坤龙村去请医生。请大夫看了病自然要付诊疗费，那时叫“封礼”（这个说法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上述三条可以看出，那时约定俗成的诊金应该是每次二百文。
还有一条“称潞盐一斤半，钱三十九文”。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潞盐”这个名词已经很陌生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关中东府的人平日所用的食盐，还是河东运城盐池所产的“潞盐”。当时河上运输方便，潞盐价格不贵，而海盐和青海的青盐都因运输成本高，自然卖得贵，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发展交通事业，海盐和青盐大量运来，这才结束了东府人吃潞盐的历史。
这个账本从正月开始记，到腊月止，倒数第二页的一条虽未注明日期，但可以推断是腊月廿二，因为这天坊镇逢集，第二天就是腊月廿三小年，所买物品都是祭灶用的，有灶君、香、年烛、糖瓜子这些献神物品，还有菠菜和葱。那时的灶君像都是民间手工木版印的，差不多有今天的A4纸那么大。糖瓜子是祭灶时不可或缺之物，因为要用它粘住灶王爷的嘴巴，希望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至于手工制的黄表，则是灶王爷乘骑的“马”，把黄表烧掉，便表示灶王爷骑着马上天去了。买这些东西一共花费一百二十七文。这一笔开支反映的是当时的年俗，木版印的灶君像、糖瓜子和黄表这些东西，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了。
另外一本农民账本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民间戏曲调查时从坊镇西清村贾车荣老人家中得到的。老人在封面写下“贾车荣眼泪心病自编日记本”字样。说是日记本，其实内容复杂，包括家中及巷院中大事、随感、物价等多方面，还有一部分家用账目。
贾车荣（1903-1976年）是一位乡间文人，一生酷爱戏曲，不只在县上的剧团粉墨登场，还成立过提线木偶戏班子，更是村上业余剧团的台柱子，编、导、演，敲打无一不精。老人是个有心人，在这个账本里不只记下家用支出，还有一些感想也随手记下。比如1961年二月十六是老人的生日，他写下这样一段话：“往年生辰人更多，细面盘菜白蒸馍。今年野菜拌谷糠（合阳方言读ke，渴音），子侄弟妹没一个。看来人情皆冷暖，世事更比秋云薄。都是祝寿为吃喝，不如不来各顾各。”真切地反映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生存状况。老人笔下亦不乏幽默，他将杜牧的清明诗改为：“手把锅沿泪纷纷，锅内无粥欲断魂。借问食粮哪里有，牧童摆头实难寻。”读罢令人心酸。老人还记载了“1961年三月初七下小雨一场；初十下透雨”，他和广大农民同样欣喜若狂，不由写下“清明种（棉）花地燥干，苗子不出发熬煎。食物飞涨买不到，十日大雨当时安。”的诗句。
老人在1961年春季记下了一些物品的官价和市场价（自由市场，当时称“黑市”），进行对比，让今天的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小麦，公家1角9分1斤，私人3元5角1斤；谷子公家6分1斤，私人2元1斤；红薯，公家4斤折1斤粮，私人卖2元1斤；老茶叶，公家每斤1元2角，私人卖3元2斤；好一点的贡尖茶叶，公家2元4角1斤，私人卖8元1斤。工字卷烟（当时最好的品牌）公家1盒3角，私人卖2元8角；甘字水烟每板公家3角，私人卖2元5角；平日普通之物，只要是能下口的价格飞涨：洋芋1斤1元6角，蔓菁1斤1元；红薯叶蔓菁叶1斤也卖到5角；挂面1斤3元5角；牛肉每斤（生的）3元5角，羊肉5元，大肉4元5角；本来1角可以买2个的油糕卖到了5角1个，而且里面包的不是红白糖，而是枣泥；就连本来1盒只有2分的火柴也卖到了3角，3角8分1斤的煤油卖到了5元；农村妇女喜欢用来做鞋面的条绒，公家1尺1元2角，私人卖到每尺4元5角；人死后亲戚必带的绣花寿被面每条卖到50元，还没有货。我们不必录出全部，仅从上述即可看出当时农村人生活的困境。贾车荣详细地记下了当时的物价，为后来的研究者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两个农民账本，虽然相隔近百年，但共同之点是都提供了彼时彼地鲜活生动的资料。对于研究地方文化、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说，如果对这些相关数据认真分析，肯定会有所收获。我们应积极搜集此类散失在民间的第一手资料，也应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吧！
编辑：马杭娟
初审：董智勇
终审：夏 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