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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城，渭北古城，以县城有“澄泉”而得名。
澄城有名胜，曰乐楼。俗名城隍庙神楼。据史料记载，始建于唐贞元十三年（797年），地处“县城西门外”。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又经县民饬正殿、建廊庑，对城隍庙进行了扩建。元初，庙庑焚毁，仅存正殿，后重修城隍庙。至明代，“尚旧有神楼两座，嘉靖（1522—1566年）中倾其一，仅存有右者，亦凋浥几倾”，复迁庙于故处，并对旧庙进行扩建，面积倍增于旧……“明万历十年（1582年），知县畅孟乐率民增修为三楼，中间主楼高大，东西两楼如翼。”形制保留如今面貌。庙宇气势宏大，蔚然巨观。
在这里，有必要稍对城隍神做点小考证。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城，以胜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而“城隍”首见东汉史学家班固的《两都赋·序》：“京都修宫室，浚城隍”，由此可知，城隍原意指城池。王涛在专著《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以毗沙门天王和城隍神为中心》中，细读史料，仔细索源，他征引《左传》中的有关论述，认为，春秋时代，“城隍神信仰在这一时期也就基本形成”，姑且按此说。
唐宋至明清，全国各地城镇，修建城隍庙的态度都很积极，而且，不惜花费，选自佳地，建设得堂皇富丽，美轮美奂。即使县邑级别的澄城城隍庙，在明代嘉靖年间复修，也是如此。其县城南关人路车在《畅公增修城隍庙神楼记》中说：
予来暮春经始面初始告成，一大楼首出中峙，左右二楼如翼，砌之重叠，覆之甓瓦，复道行空，画栋连云，烟霞幻昕夕之状，岚壑殊晴之图，接缘原而俯碧润，答远响而引清风，岿然一奇观也……三楼既峙，则东自梁原禹门诸山，蜿蜒面来入我幅员。龙盘虎踞，太华直对其前，巍然屏树，中条环列其左如拱辑，面且润泉绕缘壶山送青，行家者见之皆日风水团聚矣。
路车的神楼记不仅真实地状写了城隍庙之形制与特点，而且文采飞扬，视野闳廓，近景与远景如在目前。城隍庙“接缘原而俯碧润”，说明地势形胜，依土塬而临水。估计后来此水干涸。据资料介绍，是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知县吴定深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地舆之理，在县城西郊低洼处凿池蓄水，恢复原初城隍庙周边环境之貌，形成人工“小西湖”，此举甚好，一时成为县城中风景绝盛之地。何以见得？当时有诗人路世龙写有《小西湖咏》，歌吟胜景，其中有诗句，云：
曲堤虹桥折折见，回廊桃柳拂人面。
三春桃柳报芳菲，柳暗桃明花似霰。
三春时节，曲堤虹桥，绿柳桃红，如镜水波与三楼并峙的城隍庙相映成趣，氤氲着灵秀之气，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神祇与神话该如何区别呢？简单地说，以真人为原型的神祇，不同于古代神话中的神仙。
乐楼一角 记者 黄玮 摄
神话的特点是，由人民集体口头创作，是表现对超能力的崇拜、斗争及对理想追求、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具有较高的哲学性、艺术性，属民间文学的范畴。
因此，神祇与神话之神仙有质的不同。
同西方和其他文明相比，我国民间信仰的鲜明特色在于，神祇最初并非高居天庭，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如三国之蜀国刘备集团的名将关羽，历代都以其为忠义的化身成为教育忠君爱国信念的楷模，进而将其封为神祇。还有妈祖、财神赵公明等，也是这样。而这些神祇基本都以历史上的真人为原型。
明清之前，澄城城隍庙供奉的是何神祇，未曾见之记述，而明末清初，据说供奉的是本县安里镇高槐人惠丞哲，后更名为张凤仪。此人史书未有记载，但有流传至今的民间故事，说明末清初，社会纷乱不已，惠丞哲跟随家人流亡山西，途中父母为匪所杀，被清户部员外郎张崇贤所救，收为义子，更名为张凤仪。由于勤奋读书，科举得中，被授为国史馆编修。东南海战起，张凤仪参加平寇有功，擢升文华殿学士，兼礼部侍郎，然而，始终不忘故里之情，肃杀澄城一带的横行恶霸，除暴安良，公正清廉、造福乡里，百姓称颂，故供奉城隍庙以为保护神祇——虽然是口碑，却给人非常真实的感觉。清代学者秦蕙田在《五礼通考》中说，“夫圣王之制礼也，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匪则祀之”。澄城流传张凤仪的民间故事，倒也符合这个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纳入明代官方祭祀体系的城隍庙，澄城乐楼的不断重建与修葺，说明关中核心区域的儒家士大夫秉持儒释道并尊的思想观念——古代道教流传，在民间多以法事为主要形式，道乐则发挥了制造氛围和修养心性的作用。
乐楼，应该是奏响道乐的楼台。
乐楼的建筑很有特色。
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唐宋已达成熟，明清而臻上乘之境。城隍是城市居民所信仰的神祇，其庙宇建筑都十分讲究，一般来说，广延能工巧匠，选取“风水团聚”之地，精心设计施工，代表了其时的建筑艺术的较高水平。澄城“乐楼”就是这样，拾级而上，见其建筑精巧而秀美，颇有特色。
主楼为建筑主体，挺拔而起，重檐三滴水歇山顶，其巧妙之处在于用32根柱子架梁叠木建成，中有10根通天柱——喻示城隍神祇的至高地位，可通天庭。而顶部为“八卦”藻井，饰“火焰宝珠”图案。据《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其作用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而“火焰宝珠”图案，可以追溯到佛学初盛的北魏时期，其寓意象征着祥光普照大地——仅仅主楼顶部之“八卦”藻井与“火焰宝珠”之图案，就标识出我国以儒道释为核心的文化特色。
主楼分为上下两层，第二层建有空中回廊，以供登楼远眺。东、西两侧均为十字歇山顶方形楼，各用14根柱子架梁叠木建成——这些建筑自不必细说，重要的是，澄城“乐楼”突出我国古代以“礼”为核心的建筑文化体系格局，而又有独特之风貌。
澄城城隍庙异于它地之处，是把神楼亦称为“乐楼”——所谓“乐”，是儒家“六经”之一，是关于音乐的理论与制度。“乐楼”，顾名思义，便是演奏音乐与表演戏曲的楼台，浅近的解释，我以为是强调城隍庙不仅是信仰的庄重场所，也是老百姓娱乐活动之地，寓教于乐，乐以传教，其有深意存焉。
我国古代文化也与西方相对呈现出单质文化不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多种文化相融并存，但是始终以儒学为正学。这既体现在建筑形制方面，也体现在对城隍庙的管理方面，正如王群韬所指出“庙宇日常管理方面又由道士住持焚修，因而兼有国家正祀（儒家祠庙）与道教宫观的双重属性”。而这“双重属性”中，主要是倡扬我国古代正学儒家思想，即以“仁”为内质，以“义”为外在表现的核心价值观，同时，糅合道家崇尚自然与佛教精神持修的思想，还有劝善惩恶的民间警世意义。
澄城城隍庙神楼外景 记者 黄玮 摄
在某种意义上说，乐楼不仅是演奏道乐的楼台，同时，也肩负着传播古代主流文化思想，即儒家学说的重大责任，而传播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形式：
其一，通过官学即设置学校来进行教化。即以澄城为例，在宋代就设有“县学，亦称儒学，属县办官学，是生员读书习文的场所”；元代有“社学”之立，“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至清代则有“义学”，这“是清政府倡导，民间自为筹划，建塾延师，为无资就读的贫寒学童设立的学馆”。这几种办学的形式，均以官方出面社办或者提倡主导，这是正面主流的教化形式。
其二，兴办私塾与书院。私塾教育，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代，孔夫子是私塾教育的创办者，《史记·孔子世家》云：“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而“秦汉大一统而私学灭”，唐宋时期，私学又起，明清则私学大兴。而澄城呢，据明嘉靖《澄城县志》记载，“宋时澄城乡村已有私塾”，此后绵延。唐宋时期，我国出现书院，南宋硕儒朱熹所讲学的江西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久负盛名，明清陕西有著名的关中书院，而澄城在清代则有水东书院、玉泉书院、壶阳书院等，后者笔者曾有前去考察，遗址犹存。书院，除官办之外，均属私人所办，是官办教育的补充。
其三，通过一定的社会日常礼仪活动来进行。诸如迎送、节日、嫁娶、丧葬等，而每年在固定时日祭祀被封为城隍的神祇，便是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礼仪活动，这样的礼仪活动具有直观性与广泛的参与性，以期潜移默化，教化群众。
其四，由于古代一般民众少有机会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而有效的方法，便是雅俗共赏的音乐和戏曲，俗称“高台教化”，通过蕴含其中的倡扬社会主导思想的文学艺术形式来传播，也属有效途径。
古代社会亦有编织紧密的“网络”式教育，建设乐楼的用意，应该在于此。因为城隍庙兼具信仰与教化功能，只不过，除过礼仪活动，还满足广大群众娱乐要求，并在娱乐活动中寓教于乐。一般而言，城隍庙在县域内，还具有集会中心的特点，在古代，这也是传播文化与思想的绝好场所与机会。
地方官修建和崇祀城隍神，还有“作为儒家士大夫为官公正廉明、地方安定的重要昭示与政治象征”的意义，所以“各地郡县长官上任伊始，均要先誓城隍尊神而后临民，朔望拜庙”，这是古代城隍庙一再修葺的重要内在原因。
澄城乐楼或者城隍庙，不但见证了古代精美的建筑文化艺术，还给予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至少能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为我们解读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演变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