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关学大儒李元春

田岸

清代中期，大荔县朝邑出了一位著名的人物，名叫李元春。

李元春，字仲仁，号时斋，亦号桐阁，是清代关学（关中理学）的重要学者、教育家，被誉为关学大儒，为清代关学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生活在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其学术思想和实践对关中地区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河古文录》书影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李元春出生在朝邑县南留村（今大荔县韦林镇韦留村）一个贫苦的农耕家庭。南留村是个小村子，始建于明朝，因渭河南移，朝邑部分乡民南迁开荒而得名。李家祖上自古人才辈出，如明代万历年间进士李联芳，官至户部员外郎，李联芳之子李楷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和诗人。不过，李元春这一脉后来家境不佳。李元春的父亲李文学是生员出身，由于家庭贫困而舍弃科举，不得已做生意以维持生计。清末民初著名的经学家张骥先生在《关学宗传·李桐阁先生》中记载：“家极贫，父文学以诸生游贾湖湘。”李元春在《先严文学公行状》中记载父亲：“我父少聪慧，读书时目数行下，为文颖异，超出流俗，意青云可立致也，乃以家贫兼我祖父母先后继殁，几不能自存，遂觅生理于湖北之应山。”

李元春少年时与母亲相依为命，常常饥不果腹。七八岁时，懂事甚早的他便替母亲分担生活的艰辛，每天割草喂食牲畜。那时候，家里没有吃食，他和母亲依靠给人家碾谷来维持生计，每次碾完谷子，母子二人便把谷糠留下来掺兑着野菜做成面团，才得以存活下来。少年时代的穷困，在李元春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李元春意识到，改变命运只有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才能做到。于是，有一天他割草回来路过村里的私塾，听到传来的朗朗读书声，内心生出无限的渴望，渴望读书，渴望坐在课堂上听先生讲学。回到家后，李元春向母亲哭诉，想去私塾读书。母亲张夫人听后大喜，儿子有志于读书，应该是李氏一门的荣耀，她随即答应了儿子的请求，送儿子去私塾读书。深明大义的母亲深深地意识到无论家里多么贫困，绝不能扼杀儿子读书的欲望。

少年李元春喜读书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远在湖湘一带做生意的父亲那里，父亲十分欣喜，专门为李元春购买了一些书籍，并绝意不再出远门，留在家中悉心教导儿子读书。看着儿子李元春的确是一块读书的材料，他心满意足地对别人说：“教子读书，吾自有乐事，虽一日食数合米，不为他人役也。”儿子李元春在他的心中是寄托李家复兴的希望所在，他每日里除了忙完繁重的体力活之外，便悉心指导儿子读书做人，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

《桐窗残笔》书影

李元春属于很早就领悟到人生使命的那一类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参加童试，尽管督学对他的文章赞许有加，最终竟然“几拨复落”。由于数次落选，他便产生了厌恶科考的想法，进而转移了自己的兴趣点，有一次，他在书肆里发现河东大儒薛瑄先生的《读书录》，对所讲述的为圣贤之志产生了深深的兴趣，于是瞒着父母自减两天的伙食费用，省钱购买了《读书录》。他告诉父亲，不想再参加科举，只想专心于程朱理学，做世间道德楷模。父亲坚决不同意，劝说李元春：“汝读一部书，如我拾数百金；汝作一篇佳文，如我拾数万钱。”但是，最终他还是辜负了父亲。他清楚地记得父亲临终时，看着学业未成的他，含恨留下遗言：“吾事毕，死无恨，恨汝学问功名未成耳。”

李元春是孝子，父亲临终之托，是对他人生最大的期许。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曾经不远千里到北京进修学习，谢绝一切应酬之事，朝夕读书不辍。功夫果然不负有心人，嘉庆三年（1798年），李元春中举，后任大理寺评事，加州同衔。他为官期间，清正廉洁，生活非常清苦，在京师做官，从不登门拜访他人，但好善义举。有人负债被迫卖妻，他代为偿还，使其夫妻不散。此后，他9次会试不第，遂绝意仕进，加之母亲年迈，他辞官回乡，转而致力于讲学。

李元春返乡时在蒲津关渡河，在黄河东岸遥望故乡，不由连连叹息。同行一位友人作揖问道：“先生何叹也？”李答，河对面就是我的家乡，幅员虽隘，形胜无比，风土人物之美，过去足有记载，如今却少有人提起，我能不发出感慨嘛！友人说：“盛衰之理，伊古无常，国家犹尔，况子之乡。但若所言，某实未详，愿请道之。”李元春没有回答。渡河后，他在道旁一间客店停宿一晚，对友人说：“我虽然才能不如班固，修辞谈不上多么华美，也要写一篇赞颂家乡的赋文。”这晚，李元春笔走龙蛇，将朝邑地理风物和古今历史及近百位历史名人描绘在纸张上。这一名篇就是《梓里赋》，它像一部缩小版的朝邑志。很多读者读到它时，无不感到惊奇。

李元春回到家乡后，他先任教于山西汾阳的西河书院，编辑了《西河古文录》八卷，后主讲于潼川、华原书院等。道光十七年（1837年），他在朝邑县大西门南街建馆“朝邑同义文会”维持风教。会馆曾有李元春的一副对联：“文章不尽经科第，会聚常需讲圣贤。”朝邑南境渭河之滨各村，因争河滩地连年争斗。他请于官府，定好相邻界线，争端平息，受到人们称赞。他动员16村联为一社，议立社约，举行保甲，以抵御盗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关中大旱，遭遇灾荒，李元春带头捐谷赈济乡民，他又给官府上书救荒策万言，深得时任陕西巡抚林则徐的赞赏。他提出各村护各村、各社护各社、各族护各族，此办法在大灾之年救活了许多人。他得知师母孤身流寓长安，迎养至家，数十年如一日似对待母亲般服侍。

李元春晚年值得大书特书的有两件事：一是基本完成了对明朝学者冯从吾《关学编》的续编工作；二是培养了一大批关中理学派的骨干力量，为关学的传承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治学注重实践，不事声名，主张“人我兼尽，身心交修，才可为人”。其学问、人格操守、笃行实践誉满关中，晚年居住朝邑“桐阁精舍”讲学传道，人称“桐阁先生”。他继承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倡导“实学”，反对空谈性理，注重将理学思想与经世致用相结合。他调和宋代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主张“主敬穷理”，强调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他在家乡朝邑创办“华原书院”，广收门徒，培养了大批学子。其弟子中不乏一些杰出人物，最有名者有杨树椿、王会昌、王维戊、贺瑞麟。他们都能够承续先生之志，或抱守忠贞之志，毕生惟“程朱”为尊，传续关学道脉，如晚清关学大师贺瑞麟即出自其门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春天，三原县20岁的贺瑞麟，因久仰李元春先生学问高深，矢志不渝笃行程朱理学，不远百里前往朝邑桐阁精舍，拜师李元春。后来，贺瑞麟的学生也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关学大儒，如清末民初蓝田县的牛兆濂。陈忠实先生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里朱先生的原型人物正是牛兆濂。

李元春一生著述颇丰，有《桐阁文钞》12卷、《经传摭余》5卷、《益闻散录》3卷以及《诸子杂断》《桐阁性理十三论》《张子释要》《四礼辨俗》《刍尧私语》《病床日札》《桐阁杂著四种》《桐窗呓说》《夕照编》《闲居镜语》《教家约言》《授徒闲笔》《桐窗残笔》等。

咸丰四年（1854年），李元春病逝，他用一生如若苦行僧般的坚守笃行实学。《清史稿·列传》卷六七《儒林传上二》记载：“年八十，犹夜半起读书。语学者曰：‘愈勤则精神愈生’。”李元春逝世后，咸丰六年（1856年），巡抚中丞吴振棫奏请入祀学校乡贤祠；光绪元年（1875年），学使吴大澂奏请宜付国史馆，列入《儒林传》。

编辑：马杭娟

初审：董智勇

终审：夏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