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晓辉
走进韩城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一件件珍贵文物静静陈列,诉说着三千多年前古芮国的传奇过往。这里出土的玉猪龙,承袭红山文化玉礼器传统,是芮国兼容并蓄、融合多元的直接见证;造型精美的金鞘玉剑,金鞘玉刃相映成辉,尽显西周至春秋时期芮国贵族的威仪与尊贵;由七块玉璜串联而成的七璜连珠玉佩,垂坠及腰,正是周礼“君子必佩玉”的鲜活实证,也印证了芮桓公夫人的尊崇地位;成套出土的青铜编钟音律规整、音色纯正,既是芮国礼乐制度的缩影,也见证了这片土地昔日的繁华。

七璜连珠玉佩 蒙晓辉 摄
满目奇珍异宝令人惊叹之余,一个疑问也随之浮现:史料明确记载芮国都城在大荔,可国君与贵族高等级墓葬,为何远在百公里外的韩城?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正是一件流失他乡的青铜重器——芮公鼎。
1929年春,大荔县赵渡镇(原朝邑县)黄河滩涂,村民耕作时恰逢河岸坍塌,一件青铜鼎在泥土中重见天日。众人随即上报政府,古芮国的实物考证之路,也由此开启。
据《大荔县志》记载,此鼎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器物,通高34.4厘米,腹深16.5厘米,口径34.6厘米,重13.89公斤。鼎身平沿方唇,口沿立双耳,敛口浅腹、圜底圆润,下承三粗壮蹄足,尽显诸侯国重器气度。鼎腹内壁铸有清晰铭文九字:“芮公作铸从鼎,永宝用。”短短数字直指器主为芮国国君,“从鼎”之名也印证了周代列鼎制度规制。它是大荔首件带明确铭文的青铜重器,更是古芮国立国、疆域确在大荔最直接的实物证据,不仅填补了地方史空白,更为研究芮国历史、周代礼制与关中东府青铜文明提供了珍贵史料。
令人惋惜的是,1936年芮公鼎被选送参加英国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会后不幸流失,《大荔县志》记载其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有学者认为,现存名为“芮公鼎”的青铜器不止一件,这些可能为清宫旧藏或同名器物,与1936年参展流失的芮公鼎非同一件,需进一步考证。

金鞘玉剑 蒙晓辉 摄
在此之前,《史记》对芮国仅有简略记载,仅说明其为周天子直辖的畿内诸侯,而都城方位、存续细节、政治地位等关键信息均模糊不清,古芮国历史长期笼罩在迷雾之中。
芮公鼎的出土,以青铜铭文打破了文献的模糊记载,确凿证实西周时期姬姓芮国真实存在,国君称“芮公”,地位尊崇。更重要的是,其出土地与《汉书·地理志》“临晋(今大荔)有芮乡,故芮国”和《括地志》“南芮乡故城在朝邑(今大荔)县南三十里(今赵渡镇),又北芮城(北迁)”的记载完全吻合,证实大荔县赵渡镇就是芮国早期的政治中心。
此鼎如同精准的历史坐标,牢牢锁定芮国早期都城在大荔。西周初年,芮国开国君主在此立国,依托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的沃土农耕兴业,逐渐成为周王室麾下举足轻重的畿内诸侯。
芮国最早见于商末周初,因《史记·周本纪》所载“虞芮争讼”一事名留青史。原文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秖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当时芮国与虞国常因边境田地引发争执,两国君主相约前往周地请周文王(西伯)评理。进入周境后,他们见耕者互让田界、百姓尊老爱幼,深受教化,未见文王便羞愧和解。此事成为周文王德服诸侯、受命称王的标志性事件,芮国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西周时期,芮国是周王室近臣邦国,历代国君世袭芮伯,在朝中身居要职,话语权极重。《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在位三十年,贪利近臣荣夷公,时任大夫的芮良夫直言进谏:“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
芮良夫痛陈王室专利之弊,准确预见周室衰微之兆,忠言虽未被采纳,却彰显出芮国在西周朝堂的重要地位。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东周开启,王室势力一落千丈,无力节制诸侯。芮国地处秦、晋两大强国之间,国力微弱,只能依附秦国求存。《史记·秦本纪》两次明确记载: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秦迁都雍城,梁伯、芮伯前来朝拜;秦成公元年(公元前663年),两国君主再次朝秦。这足以说明,芮国已沦为秦国附庸。

玉猪龙(资料图)
即便依附强国,芮国也未能长久存续。《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二十年,秦灭梁、芮。”公元前640年,秦穆公出兵灭梁、芮两国。芮国自商末见于史籍,历经西周、春秋近四百年,最终国灭祀绝,退出历史舞台。
结合芮公鼎实证、史料记载,以及韩城梁带村、澄城刘家洼的重大考古发现,芮国完整的迁都路线得以厘清,也彻底解开了芮国贵族墓葬在韩城的历史谜题。

芮公鼎(资料图)
西周是芮国立国根基阶段,都城始终设于大荔赵渡镇一带。《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虞芮争讼”的发生地,加之芮公鼎的出土,三重证据共同印证大荔为芮国早期国都。芮国凭借三河交汇的地理优势稳步发展,成为周王室倚重的诸侯邦国。
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随着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关中战乱不断,戎狄侵扰频繁,秦国势力不断东扩。大荔地处三河交汇处,常年饱受水患困扰,再加之内乱爆发,《左传》记载芮姜驱逐其子芮伯万。内忧外患之下,芮国被迫第一次迁都,迁至韩城梁带村。
梁带村遗址考古证实,这里是芮国中期都城与国君墓葬区。周代奉行“居墓相依”的邦墓制度,国都与国君墓地相邻,遗址出土多件铸有“芮公”“芮太子”铭文的青铜器,年代与迁都背景完全吻合,为此次迁都提供了坚实考古依据。
春秋早期晚段至春秋中期,芮伯万借助秦国力量复位,此时韩城梁带都城已因战乱残破,无法再作国都。为更贴近秦国、谋求安全,芮国实施第二次迁都,迁至澄城刘家洼。
刘家洼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认其为芮国末期都城。遗址内发现大型城垣、宫殿基址、高等级墓葬等,两座“中”字形国君大墓符合周代礼制。出土的大量礼器、乐器、金玉器上,多件带有“芮公”“芮太子白”等铭文,明确墓主身份,也印证这里是芮国灭亡前最后的国都,与公元前640年秦灭芮的史实完全契合。
从大荔的立国之都,到韩城的迁徙之城,再到澄城的终亡故土,芮国立国后两次迁都、辗转三地,近四百年的历史脉络,在文物与史籍的互证下清晰完整展现在世人面前。
曾经的芮国仅于史籍中留下零星记载,长久湮没于历史尘烟中。如今随着芮公鼎的实证、两处遗址的发掘,一件件遗存成为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清晰还原这一古国在列国格局中辗转存续、迁徙发展的过往历程,进一步丰盈了关中东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黄河奔流,岁月更迭,芮国往事,在一件件文物中娓娓诉说。这座尘封已久的古国,承载着久远的地域文明印记,也为探寻梳理关中东府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增添了详实鲜活的历史依据。
编辑:马杭娟
初审:董智勇
终审:夏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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