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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敏
烈日炎炎，书香生静，静中生雅。
我和王旺山老师相识于去年秋天，他热情地送了我一本签名版的《播火记》。今年夏天，我拿出来细细品读。
翻开这本书，三千行长诗扑面而来——奇妙的是，外面骄阳如火，读着这些诗，书页间竟起了清风，生了明月。这大概就是夏天最好的消暑方式：读一本有分量的书，让火在心里烧一遍，然后，心就静了，人也清爽了。
王旺山是韩城人，在黄河边长大，当过兵，扛过枪，写戏也写诗。他身上有三种底色：军人的硬、关中汉子的义、文人的深。他在一个寻常秋日下午走进渭华起义纪念馆，在那片寂静中坐了许久，再一步步走上那片被先烈鲜血浸透的原野——唐澍、刘志丹、廉益民、吴浩然、薛自爽，这些名字，被他用诗一行行重新擦亮，像擦一面蒙尘多年的铜镜，直到镜面映出火光。
《播火记》里的火，是革命的火，牺牲的火，信仰的火。它比窗外的太阳更烈——太阳晒的是皮肉，它烧的是魂灵。但你读完它，心里反而生出一种奇异的静：因为你终于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燃”，也就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定”。一个人，一支队伍，一个民族，只有被真正的火烧过一次，才知道什么叫站稳了脚跟。
第一，它的语言是克制的。
王旺山是退役军人，诗里有种军人式的克制——不滥情，不煽情，不哭天抢地。句子短而硬，像淬过火的刀刃，干净利落，没有一丝犹豫和多余。
写薛自爽敲钟：“铁铸的大古钟/轰鸣着/啸叫着……”然后戛然而止。他不写钟声如何悲壮，不写人群如何沸腾，他只给你一个画面，剩下的，你自己去感受。写那群夜行者：“他们是一群夜行者，盗取天火的侠客”——短促，坚硬，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像钉子钉进木板。
这份克制，不是逃避酷暑，而是直面一场大火之后获得的从容。它不像瀑布那样倾泻而下，而像深井——你看不见底，但你知道水在那里。像一棵树，风来了，它不逃，只是摇一摇叶子，根还扎在原地。你摸不着它，但它像一块刚从井水里捞出来的西瓜，红瓤黑籽，一口下去，暑气全消，从嗓子眼一直凉到脚底板。
第二，朴素的民谣注入灵魂。
每章一首渭华民谣，像从黄土里长出来的声音，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庄稼的清香。朴素，结实，不急不躁，像一个老汉蹲在田埂上，叼着旱烟袋，慢悠悠地吐着烟圈。
比如：“月亮缺了还要圆，寒冬过后是春天。”
“春风吹，根又生，革命早晚要成功。”
那是关中大地上流传了近一百年的声音，朴素得像老槐树的影子，厚重得像村口的石碾。你读着读着，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的故乡，想到自己的来处，心就静了，呼吸就匀了，暑气就散了。这些民谣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根须，把整首长诗牢牢地拴在了这片黄土地上。
渭华民谣是通俗的，是市井大众唱的，但经过王旺山老师的淬炼，变成了诗。烈士的血是红的，洒在高塘塬上，渗进黄土里，但经过时间的沉淀，变成了碑。
第三，巧妙地运用了留白艺术。
我们读过许多写父亲的文章，为什么偏偏朱自清的《背影》最难忘？因为一个父亲沉默、无言的背影，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远比一张清晰的面孔要大得多——这就是中文里“留白”的力量。
王旺山巧妙地借用了这份力量。四十多个人物，他没有把他们写成高高在上的神像，没有给他们加上金光闪闪的光环，而是写他们“猫着腰，往坡上爬”的背影。
这些背影是沉默的。他们没有回头，没有喊口号，没有慷慨陈词，我们甚至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他们只是弓着背，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沉默，有时比呐喊更有力量——它给你留出空间，让你自己去想：他们那时在想什么？他们怕不怕？他们知道自己会死吗？他们也有牵挂的人吗？你想得越多，敬意就越深。
第四，这本书的“雅”有根。
“雅”不一定指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风花雪月、小桥流水。
《播火记》的“雅”，是一种庄重的雅，朴素的雅，有根的雅。它不是书房里的墨宝，不是文人雅集上的唱和——它是民谣的土嗓子，是烈士的名字，是黄土地的粗粝质感，经过诗的淬炼之后，升腾起来的庄重。是粗瓷碗里倒映出的月光，是高塘塬上长出来的庄稼——玉米、高粱、麦子——根扎在黄土里，穗子却迎着太阳，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夏天读《播火记》，就像在正午的太阳底下走进一座老祠堂——外面热浪滚滚，蝉声聒噪，里面却阴凉沉静，只有穿堂风轻轻拂过。你看着门外苍翠的草木，心里竟生出一种雅致的欢喜。因为你面对的，是时间沉淀下来的厚重，是让人心生敬畏的奇迹。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播火的人走了，火，还在传。
它传到了你手上，传到了我手上。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翻开这本书，就是在接这一把火。我们不一定要上战场，但我们可以在心里，把这一把火，再烧得旺一些。
当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时候，不妨去高塘塬上走一走。站在那片塬上再翻开这本书，你会思考很多，心也会静很多。
编辑：马睿妮
初审：徐 磊
终审：杨宇龙
